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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电影如今遭冷遇的市场环境，暑期档的几部大片一度被视作“救市之作”。然而，即便是当前暑期档票房最高的电影《长安的荔枝》，上映七天也仅收获三亿出头的成绩，足以说明整个行业仍深陷泥沼，观众的热情远未真正回暖。 不过票房成功与否并不能证明质量本身的问题，私认为这部电影比起大多数同类型商业大片，还是足够优秀的。 影片改编自马伯庸的同名小说，与当下国产电影在主题上的偏好不谋而合。如今的国产电影，几乎不会错过植入各类社会议题的机会：从原生家庭、校园暴力等私人化困境，到贪腐失业、体制崩塌等更宏大的社会结构病灶，层层铺陈，过分放大所谓的“社会痛点”，力求覆盖面广、共情点强。 在这样的背景下，《长安的荔枝》选择切入公务员的生存样态，算是少见的题材突破。导演大鹏自《煎饼侠》《缝纫机乐队》等商业喜剧起步，逐步完成从搞笑艺人到作者导演的转型。尤其从《吉祥如意》开始，他开始在影像中注入更多人文关怀，《保你平安》可以被看作这一探索的第一个完整成果。 不过，《保你平安》仍显稚嫩。主人公是一位墓地推销员，为了维护亡者名誉四处奔走，甘冒违法风险。片中不乏对网络暴力等社会现象的强行植入，叙事节奏屡屡为议题所让，仿佛唯恐观众读不出导演的社会责任感。结合大鹏和柳岩此前在《屌丝男士》中被反复消费的男女话题，这部影片更像是一次迟来的自我辩解，或者说是一种对年轻的自己的赎罪。他以旁观者的身份介入一场本与己无关的风波，为恢复女性声誉而作努力，但其个人英雄主义般大义凛然的正义感，却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观众的情感投射。 相比之下，《长安的荔枝》的成熟之处，在于拥有一个更完整、更具隐喻力量的文本结构。主人公临危受命，被赐封为荔枝使，肩负着将岭南鲜荔枝以最短时间运抵长安的政治任务。这本是一场注定失败的差事，却也因此让一个小人物的命运在倒计时中被强行卷入庙堂之高。 他奔走于实地调查与实验之间，周旋于官场之中，为一纸公文而四处奔告，最终却因同僚暗算而几近丧命。昔日的好友在皇命当前不得不转身为敌，权力的逻辑迫使一切私人情感让位于利益计算。观众得以一路见证他的成长，也因此，在片尾与右相那一场近乎于动作戏的对峙中，听到了久违的百姓之声。 影片虽借用了部分爽文逻辑，却没有沦为嘴炮胜利的道德神话。它不像《毒舌大状》那样在最后一刻将对手一一感化，堕入一种伪宗教式的集体忏悔。《长安的荔枝》的主人公依旧处于困境之中，他有才能却无背景，注定无法改变庙堂之高的运转逻辑，最终被流放岭南，身体被边缘化。 然而也正是在岭南这块朝廷控制力减弱的飞地中，他的精神获得了一方自由，恰如命运阴差阳错地安排，又似一种被动的智慧，背后隐含着某种关于命理的议题。这种哲学意味，是与其对标的《年会不能停！》所无法企及的。 片中对宗教也做出了罕见的讽刺与剖解。和尚因房贷致富，编造合同，借机攫取不应得的利益；而当主人公的官职晋升，又立刻转身以“免贷”示好。庙宇成为攀附权力的工具，神圣光环不过是一种政治姿态。 这让我联想到美国奴隶制时期，一名逃亡成功的奴隶所写作的《道格拉斯自述》中被刻画的奴隶主们。他们虔信宗教，却对奴隶毫无怜悯，信仰与暴力并存，慈悲的口号成了统治的工具。影片在这里点出了宗教与体制合谋下对个体精神最后一块自由之地的剥夺，刺得够深，收得也隐。 我很喜欢主人公观察地图时，对每一条路径的理性掌控。路线的选择、距离的计算，每一个决策都与空间的重组相关。在驿站逃役的情况下迅速切换线路，空间轨迹成为故事，身体的奔走成为情节的推动力。这种空间感的调度，让观众在潜意识中与国家版图建立了情感连接，送荔枝的线性任务，在穿越种种自然险境的过程里，化作对祖国空间之大与河山之多的感慨。 影片中的权力关系，也借助摄影语言得到具体表达。大量的倾斜构图与人物站位的高低之差，勾勒出了官场内的等级秩序。强者不必守规矩，弱者却需在层层流程与人情之间挣扎求存。 这种不对等的制度氛围，让无数身处职场的观众感同身受。能力与成功并非等号，取而代之的是捉摸不定的人际规则，永远不知道自己此刻站在何处，更看不清明天的方向，或者某天会因触犯了某人的利益而死得不明不白，只得在这场残酷的生存中，比起应要执行的任务本身，更要永不停息地思考如何不凸显自身的存在。 即便一切都完成了，荔枝如约送达，体力人力物力倾巢而出，只是为了满足权力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执念。这种“草菅人命”的荒诞，，才是《长安的荔枝》在当下所能喊出的最清醒的声音。 当然，我们不应期望一部电影能改变生活。电影始终是无力的。走出影院，观众还是得面对现实，继续琢磨下次要送领导什么礼，继续在复杂的制度中周旋。偶尔唤起一点思考，让观众为这点思考而付费进电影院，已经是电影能够达到的最大的意义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