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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剧造型设计是连接肢体语言与情感、叙事的视觉桥梁，不仅能表现人物性格，还可以融入剧情发展与情感表达之中，是一种无声的叙事语言。 近些年，传统文化题材成为舞剧创作热门，这类作品往往借用人们熟知的历史人物、艺术形象进行再创作。其中，人物造型发挥着让观众快速了解角色的重要作用。对传统文化题材舞剧来说，人物造型不是对过去的复刻或简单的形式模仿，而是对传统视觉语言的当代重塑，须在保持以形写神、形简神足的传统美学基础上，创作出符合当下社会精神需求和审美的人物形象。 对于舞剧服装设计者来说，以人物造型将观众带入故事语境，首要做的就是从特定历史时期、民族和地域文化中提炼具有标志性的符号元素，并将其转化为贯穿全剧的视觉母题。无论是汉代的曲裾深衣、唐代的宝相花纹样，还是戏曲的云肩水袖、敦煌壁画中的披帛等传统服饰元素，因其独特的形态和动态表现力，常成为舞剧视觉转译的核心符号。舞剧的人物造型正是通过对这些生活内容的艺术加工，并保留这些符号的鲜明特征，使观众在捕捉、辨识到它的局部和形式元素基础上，唤醒整体的记忆识别，进入叙事语境。 精准的符号提取，能够使人物造型成为舞者身体的延伸和情感的外化。设计者须做大量的考据工作，理解这些符号背后的文化寓意和社会功能，通过元素的重构和转译，在新的视觉体系中形成新的意指功能，而非随意拼贴。如袖舞是古典舞训练的基本功，，通过挥袖、甩袖、撩袖等动作表现人物的性格。郑州歌舞剧院创作的舞剧《水月洛神》精准提炼水袖这一服装元素并进行重构，在舞蹈编排中恰当运用“袖舞”表达人物内心。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甄宓在《若离》中的水袖舞段，大幅度抛扬、甩拧水袖的舞蹈动作，使水袖在滞空时形成了不同样态的造型，既在审美上呈现出了“长袖善舞”流畅的视觉美感，又通过水袖的舞动将演员的动作幅度和力度放大，帮助外化了甄宓与曹植两情相悦，她却不得不嫁与曹丕时内心的痛苦挣扎。又如，敦煌舞蹈美学特征的核心理念是“圆”与“曲”，舞姿造型具有“曲中有圆、圆中有曲”的特点。在芭蕾舞剧《敦煌》之《敦煌飞天》舞蹈中，设计师借鉴敦煌服饰的石绿和土红色彩，通过垂搭、缠绕等形式使条带状服饰形成披帛的飘逸感，令舞者身姿更显修长柔美，传达出端庄典雅、智慧深沉的美感。随着舞者的运动，飞天披帛的流动轨迹，在空间中勾画出敦煌壁画的灵动线条，也构建起连接古今的意象桥梁。 舞剧造型设计是连接肢体语言与情感、叙事的视觉桥梁，不仅能够表现人物性格，还可以融入剧情发展与情感表达之中，是一种无声的叙事语言。如在舞剧《十面埋伏》中，创作者以黑、白两种颜色的服饰造型，来展现韩信的双重性格：在“忍”一幕中，“韩信”身着白色服装，与黑色的群舞形成对比，舞者肢体呈收缩状态，表现隐忍；在“裂”一幕中，人物内心的矛盾被外化为服饰颜色的强烈对比，饰演黑、白韩信的两位演员身体扭曲在一起，通过大幅度撕扯的舞蹈动作表现出人物的内心挣扎。 色彩除了给人以直观的联想和感受，还可以隐喻内在表达，使观众通过演员服装色彩的转变直观看到角色的内心感受和情节变化。这一作用在舞剧《大梦敦煌》中体现得尤为充分。设计者运用“五色飞天”形象，通过群舞服饰的颜色变化外化主人公“莫高”在不同阶段的内心情感。如上身穿黑色紧身氨纶衣，头戴黑色水滴形背光头饰，下着黑色薄纱长裙的“黑飞天”出现在莫高行走于沙漠中缺水濒死之际，象征人物的绝望与恐惧；“金飞天”头梳高髻，戴水滴形金箔头光，象征莫高投入壁画创作中的满腔深情，也代表了千年不朽的敦煌壁画，万年不涸的月牙泉仍熠熠生辉。飞天服装由黑、绿、蓝、红再到金的色彩变化，隐喻了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变化，是重要的叙事手段。 |
